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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B5版 嘉善周末
·日寇摧毁嘉善历史文物的罪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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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7月3日 星期五 第B5版 嘉善周末

日寇摧毁嘉善历史文物的罪行调查
发表时间:2015.7.3 文章来源:本报讯 浏览次数:   
  
  ■杨越岷文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日本军机频繁地袭击嘉善,在城内大量投掷炸弹。最多时,一个上午就有上百枚之多。在城关镇,日寇不但焚烧了城里的大量民房,还轰炸了明城墙、泗洲塔,炸毁了县衙门,将此夷为平地。沦陷后,日伪傀儡政权占据文庙(即孔庙)和学宫,将大圣殿和其他一些建筑,作为策划阴谋的密室,作为关押无辜百姓的牢狱,作为摧残抗日志士的刑讯室。
  在西塘古镇的文水漾畔,日寇强征民夫修筑碉堡和炮楼,昔日美丽而又静谧的文水小学(即民国时期“县第二高等小学”)校园,成了日本宪兵队严刑拷打、摧残抗日志士和无辜百姓的魔窟,昔日“舟行柳岸平桥外,人立沙堤古树阴”的风景区成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
  
  轰炸“县衙”、“嘉善城墙”和“泗洲塔”等地标性建筑
  
  1937年(民国26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从8月至11月,日军飞机多次轰炸嘉善,投弹数百枚,城内到处断垣残壁,遍地狼藉。而当时日军的轰炸机除了打击军事目标外,首当其冲的就是轰炸修筑于明代的城墙和象征着政权的县衙门(县治所在地)。
  嘉善古迹——县衙遗址,地处现中山路中段(原人民广场址)。据新编县志记载,嘉善县衙明宣德五年(1430)在此定基,六年始建,何年竣工未查到记载。而据清光绪县志载:县衙曾分别在明嘉靖三十二年(被倭寇烧毁部分建筑)、清咸丰十年(尽毁于战乱),两次遭到严重破坏。清同治五年重建,至光绪二十年,先后建有头门谯楼、仪门、两廊科房、差房、内署二堂、照壁、戒石亭、内署三堂、内围墙、监狱、牌坊、轩暖阁、三相祠和土谷祠等建筑物,形成了一处功能比较齐全的、司法行政的县署办公所在。
  另有史料载,自建治以来县衙一直是明、清两代的行政管理和执法机构,民国后改称为县署,机构仍设旧县衙内。作为县治最高权力机构的所在地,它虽历经了数百年的历史风云,但一直巍然屹立于此,这就应了“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这句嘉善俗谚。
  而在辖内,能与县衙门等量齐观的重要建筑物,则是始于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的嘉善城墙了。当时,建筑由朝廷派遣通政司兼工部侍郎赵文华督造,整个工程动用民工约六十五万六千工,总共花去了三万五千八百两纹银。其中政府投入占了60%,还有40%则由当地老百姓掏腰包。
  此工程规模浩大,城周六里,高二丈二尺,共筑水门五座、旱门四座、城楼四座、敌台十二座、窝铺三十六座,系嘉善县治重要的军事设施和地标性建筑。它在明、清两代,特别是在冷兵器时代,在防御倭寇和其他外来的侵袭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明、清两代的482年间,由于倭寇侵扰和战乱,城墙屡被损毁,故经历多次重建和扩建。至抗日战争前夕,城墙还完好无损。然而,到了淞沪抗战拉开战幕之时,这座在此屹立了数百年的明城墙,被日夜轮番投弹的日寇飞机重创,偌大的城墙墙体被倾泻而来的炸弹,炸得千疮百孔,还裂开了好几个很大的豁口。
  前些年,笔者在收集有关日军侵华时期在嘉善所犯罪行时,曾亲眼见到过一叠由日本老兵收藏的照片。据了解,照片收藏者叫俊正正利,早年他曾随侵华日军(前锋)牛岛部队攻占嘉善,并在此驻扎。在临终前,老人托其儿子和媳妇到中国来,替他向嘉善人民谢罪。在那叠日本随军记者拍摄的、早已泛黄的照片上,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嘉善失陷时残破不堪的城墙,还有城内大片大片的废墟。它从一个侧面,直观地反映了70多年前,日寇侵华时的一些真实情况。
  俗话说“无塔不成县”。嘉善城外大胜寺内的泗洲塔始建于南宋淳熙十四年,当时作为嘉禾胜景(嘉善尚未建县),魏塘的“泗洲塔”、“幽澜泉”和“补纳亭”等名胜古迹,均入元季画家吴镇所绘的《嘉禾八景图》中(为长卷,后由美国罗氏家族收藏)。
  远在明嘉靖年间,此塔曾被进犯嘉善的倭寇毁坏,在明、清两代分次修葺;清咸丰十年所在寺院又遭受“回禄”之灾(“火灾”的古称),寺内建筑俱毁,而唯此塔独存。至嘉善城沦陷前夕,泗洲塔再次遭遇劫难,宝塔顶端部分飞檐翘角被日机所掷的炸弹毁坏,而塔身仍然岿然不动地挺立于此。下转6版
  处心积虑,妄图击溃嘉善老百姓的精神支柱
  
  在历史上,嘉善这个处在苏浙交界处的地方曾出过许多忠良之士。比如,明代的思想家袁黄(号了凡),其人曾挥戈东征,赴朝抗倭,参加“明万历朝鲜之役”;比如,在明天启年间,曾联名发起弹劾权倾朝野的宦官魏忠贤的,有称“六君子”之一的魏大中;又比如,在明嘉靖年间,率部抵御犯境倭寇,力竭殉难,被称为嘉善“抗倭第一人”的百户赖恩。
  这些人或为忠臣,或为清官,或为义士,他们将维护公共利益(如集体利益、弱势群体利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乃至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等)当成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以自己的高尚品德和果敢行为,在人们的心目中构筑了坚不可摧的道德高地。
  然而,在淞沪抗战爆发时,日寇飞机将嘉善的“魏家祠堂”、“忠孝坊”列为轰炸的重点目标,同时还炸毁了城内其他一些名胜古迹和纪念历史人物的建筑物。其中,“忠孝坊”遭受重创,数十吨重的石牌坊被炸得粉碎。日寇的飞机,不光炸毁县衙以东著名的“忠臣孝子”魏大中、魏学洢父子的纪念性建筑,还在“东亭桥浒”的袁黄宅第遗址扔下了重磅炸弹。
  然而,更为耐人寻味的是,日军的飞机一不做二不休,还干脆飞往嘉善县城北部的袁黄的迁居地——江苏芦墟赵田自然村,同样对此实施狂轰滥炸,袁了凡旧居以及其后裔的院落、厅堂和居住了数百年的住宅建筑群,顷刻间成为一堆堆废墟。
  抗战初期,日寇飞机轮番轰炸嘉善县城,城内成片的建筑物被毁坏,其中包括了元代吴氏竹庄,此系元代画家吴瓘生前的隐居处(遗存全部毁掉),明末抗清义士钱旃的别业“面城园”(部分被毁),明代钱士升晚年剃度修行的景德讲寺(部分损毁)等历代名人故居或活动遗址。
  另外,在西塘、天凝、陶庄和杨庙等集镇(包括附近地区的自然村),也有一些名人故居遗迹,在日寇清乡、扫荡时被烧毁。10多年前,笔者根据县三中退休教师卓士浩先生的自述,写过一篇题为《荔轩延香——记〈荔轩图题咏集〉》的小品,介绍了在沦陷时期,毁于敌手的江南名宅“荔轩”。
  据史料记载,士浩先生祖籍为福建莆田。800年前,其远祖卓友龙宦游至浙,看到杭嘉湖平原有一片富庶的鱼米之乡,便决定卜居甓川,在此以耕读传家。
  到了明季卓成大手里,他根据北迁始祖思乡之意,将所居构筑名为荔轩。并题诗曰:进不得看长安花,退不得擘家山荔,先人之言何其悲,援笔聊题此轩记。后天台徐一夔应嘱为此手撰《荔轩记》。从此,北卓荔轩名播四方,百年留传。
  1938年2月,在北卓村“大扫荡”中,日寇在北卓以及钟家湾、钱家甸等自然村杀人放火,共枪杀12人、伤1人,焚烧民宅140多幢,其中北卓自然村一片废墟,所有财物化为灰烬。卓成大手里构筑的江南名宅荔轩,以及其数代裔孙聚居的院落也无一幸免。
  想不到,这个有着七八百年悠长历史的古村落,这幢浓缩了“北卓”这个江南望族的人文精神的老房子,竟然被毁于一旦。作为裔孙,士浩先生闻之拍案而起,表示愤慨。为追怀祖德,他将其西塘寓所仍榜为“荔轩”。并约请黄宾虹、丰子恺、汪声远绘荔轩图;叶恭绰、吴湖帆、金息候等国内名流题识,一时间为江南艺林传诵。而今,笔者收藏的这本先生自费刻印的线装本题咏集,就是日寇恣意焚毁嘉善名人遗址的一份生动而又有力的佐证材料。
  日寇为什么要接二连三地捣毁嘉善历史名人的故居和其他纪念性建筑呢?因为,这些历史上的名人,特别如唐代的陆贽,宋代的陈舜俞,元代的吴镇,明代的袁了凡、魏大中、钱士升,以及明末清初的夏允彝、夏浣淳父子和钱旃(彦林)等铮铮铁骨的嘉善精英,他们代表了中华民族的脊梁骨,在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已在无形中,成为了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核心内容的、中华传统道德文化的化身,已成为嘉善老百姓心目中的精神支柱。
  比如,出生于嘉善“南早浜”自然村(现隶属西塘镇)的魏大中。前面已提到,其人性情中直刚毅,有澄清天下之志。后因珰祸案,“受谗不屈死;其长子魏学洢为父尽孝而死,其次子学濂为国殉难而死,为两代壮烈之士”。明崇祯元年(1628),思宗即位后,拿下了阉党头目魏忠贤。魏学洢之弟魏学濂泣血上书,陈述其父兄冤死的惨状。崇祯皇帝为其父亲平反昭雪,魏大中被追谥为“忠节”,魏学洢也被下诏旌表为孝子。并在嘉善县衙东面敕建忠孝祠特祀,后又于祠前建忠臣孝子牌坊。《明史》有传,曰“得旌其闾曰‘一门忠臣’。”数百年来,“忠臣孝子坊”已成为嘉善万众敬仰的道德高地。
  所以,日寇在打击嘉善境内重要军事目标的同时,还要在奸细和密探的指引下,丧心病狂地对上述这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建筑物实施轰炸。1937年(民国26年)11月间,日寇飞机在嘉善上空低空盘旋,选择精确角度,摧毁了“忠孝坊”和“魏家祠堂”。在若干年后,笔者搜集到一帧当时拍摄的“明代古迹魏忠节公祠,在日军猛烈轰炸下只存一截残墙”的老照片。从中,让人们重睹了当年日机在嘉善城内狂轰滥炸后的惨烈场景。
  
  觊觎“稀世之宝”,焚毁与掠夺嘉善民间收藏的文物
  
  在历史上,嘉善是著名的书画之乡,曾出过许多书画大家和工艺美术大师,民间的文物和字画收藏品也颇为丰富,其中称得上国宝级的文物,也不在少数。而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对于嘉善的历史文物和名人字画来说,可以说是一场空前的大劫难。其间,流失和被损毁的文化资源,其损失根本无法以数字来估算。
  在嘉善沦陷前后,日寇暴殄天物,他们在城乡狂轰滥炸和后来下乡“扫荡”和“清乡”时,不知焚烧与糟蹋了多少民间收藏的、相当珍贵的书画和其他民间工艺品。例如,1938年5月29日,嘉善、嘉兴和王江泾的日寇60多人,窜至本县天凝古镇“扫荡”。他们在那里杀人放火,熊熊大火烧了整整两昼夜。烧毁民宅2000余间,导致700余人流离失所。
  其中,镇上薛宅(薛星汉家)“绳武堂”所藏的金石书画、甲骨文本、古代医书及其他善本均毁于大火;江宅(江东山家)书厅虽然幸存,但万卷藏书中,一些珍本散失殆尽。
  在沦陷区,日寇除烧毁了大量的珍品字画外,还以巧取豪夺的手段,不知掳走了多少私人收藏的文物。嘉善名士张天方先生喜欢考古,他早年倾心于研究古文字,并且收藏了许多珍贵文物。“抗战前,他在上海寓所收藏的文物古董,如甲骨片、埃及甲虫印、多父盘等都被日军掠去。”其中的甲骨片、埃及甲虫印都是价值连城的宝贝。
  文物痛失敌手,对于这位嘉善名士打击极大。“当时,我父亲精神恍惚,数日,茶不思、饭不吃。”张天方的小女儿张安,后来回忆说,“他整个人像生了一场大病,好长时间没有缓过气来。”
  日寇对于嘉善书画名家的作品早有觊觎之心,特别是对一些稀世之宝,更是垂涎三尺。据史料记载,贯休是晚唐时期的名僧。早年,曾在魏塘附近的寺院挂锡弘法,曾手绘过16幅罗汉像(有四胡、四汉,四老、四少之别),后由宋代陈舜俞的祖上收藏,并供奉于现嘉善罗星街道的“光德庙”内。
  谁知300年后,嘉善县城沦陷后,入侵的日寇便迫不及待地赶到李家自然村,打探贯休手绘罗汉图的下落,后因查问无果,竟然恼羞成怒,将“光德庙”强行拆毁了。诸如此类的真实故事很多。可以说,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围绕嘉善书画名家与书画珍品,曾发生过许多次“掠夺”与“反掠夺”的、针锋相对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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